失译：数字游戏、心理健康与有问题的“游戏成瘾”概念（中）
编者按
本文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数字媒体系主办的“京师游戏研究卓越讲座系列”（BNU Lecture of Excellence for Game Studies），该系列讲座视频由游戏的人档案馆保存，本文文稿由游戏的人档案馆与 indienova 联合校译。本场讲座举办时间为 2020 年，译文将分为（上）（中）（下）三篇。在上篇中，Espen Aarseth 教授首先介绍了游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，随后主讲人 Rune 分享了自己目前感兴趣的研究领域；中篇是 Rune 的主讲内容，即对战利品箱和游戏成瘾的研究；下篇为提问及交流环节。
- 主讲人：Rune Christian Lundedal Nielsen
- 与谈人：Espen Aarseth、刘梦霏、何威等
- 编译：梁家铭
Rune：前面 Espen 也提到，我还研究过战利品箱，我很高兴相关研究成果已经被英、澳政府采用，也得到了丹麦本国政府的认可，我还很荣幸地受到了欧盟立法机构的邀请分享这一研究。欧洲有一个按年龄给游戏分级的组织，叫做 PEGI，他们曾邀请我谈谈为什么游戏现在似乎开始与赌博相结合。本来我只打算简单发个言，但最后决定把这个研究成果也放上去。
我们研究的是游戏里的战利品箱，箱子内容一般是游戏内的电子可收集卡牌，比如上图这些。这里面做得最成功的，应该就是《FIFA》的球星卡，至少在欧盟理事会的数据里，《FIFA》一直是营收最高的电子游戏之一。如今欧盟已经裁定战利品箱违法，认为这是赌博，但我们觉得这么做还不成熟，因为目前尚不确定是否所有战利品箱都是一个性质，能否用“战利品箱”这个名字一概而论。别的不说，如果针对对象仅仅是“战利品箱”，那么只要东西不放在箱子里就可以绕过法律限制，比如金蛋、彩罐、木桶之类的，最起码要想个别的合适的称呼。我们提出，更合适的叫法应该是“随机奖励机制”，这意味着，我们开始关注战利品箱的本质是什么，战利品箱实际上由什么构成。我们给出了战利品箱的判定标准——玩家需要在游戏里触发随机机制，并且该机制会给予玩家奖励。战利品箱之间是非常不同的，有些战利品箱是游戏经济系统的一部分，可以靠氪金来开，有些则不是，不符合前面的标准；在奖励这端，情况也是一样的，有的战利品箱可以在现实中出售，开出来的东西能用真实货币交易，有的则只限于游戏内的经济系统。
这就意味着战利品箱至少有四个子类，第一类是单纯的游戏组分，不能氪金去开，开出来的东西也不能卖钱，单纯是游戏的一环，例如《暗黑破坏神 2》《地平线：零之曙光》《无主之地 3》。第二类战利品箱同样不能氪金去开，但开出来的东西可以售卖，例如《暗黑破坏神 3》里的拍卖行，玩家可以在游戏里做各种操作，触发随机掉落，然后开箱得利，并且可以售卖。在我看来这有点像去钓鱼，钓之前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，如果钓到好的就能卖钱，但因为本质上不是奔着赚钱去，所以还不能算赌博。然后是有很大争议的第三类，这类战利品箱可以通过氪金获取，但开出来的东西很难再变现。它跟赌博的区别在于，无论你砸了多少钱，你都不会觉得能靠继续往里投钱来回本，因为这些钱进了游戏就是砸进去了，例如《FIFA》《守望先锋》等等。我们认为这种属于灰色地带，因为它的确包含一些类似赌博的心理机制，比如，氪金开箱经常开不出想要的，然后到某个节点，你就会进退两难，我到底是应该停手，接受钱没了就是没了，还是应该继续砸钱，开出自己想要的填回损失？这也就是经济学所谓的“沉没成本误区”。最后就是第四类战利品箱，可以说是纯粹的赌博，玩家花钱，触发随机程序，然后得到一些很容易变现的东西。我们觉得这种开箱玩法就像去赌场，入场的时侯花钱买筹码，离场的时候筹码又兑回成钱。这篇论文是我们迈出的一小步，它能让人们更具批判性地思考战利品箱究竟是什么，应该如何立法管理。
这其中最有趣的，是处于灰色地带的第三类战利品箱。举个例子，《无主之地 3》里就有可以花钱币玩的老虎机，它自己在游戏里甚至还调侃，说如今游戏里的赌博元素越来越多。但这种老虎机并不是真的赌博，只是一种形如赌博的模拟而已。与之相反，《FIFA》看起来似乎没有赌博元素，不存在抽奖转盘之类的玩意，但实际却有着和赌博一样的底层机制，即由随机数生成器来决定你中不中大奖——这里说“中大奖”并不夸张，我自己之前就拿纸算过在《FIFA18》里面，你需要花多少钱才能抽出最厉害、最受欢迎的球星路德·古利特，算出来是至少 2500 欧元，这是真真正正的一大笔钱，一笔“大奖”。这个问题对于职业电竞来说也一样，像在丹麦，电竞选手基本也要花这么多钱开箱，才能跟上环境的竞争强度。
以上就是我关于战利品箱的研究，期待后面的提问环节和大家一起讨论。接下来我想展开谈谈的，也是 Espen 前面提到的游戏研究极强的跨学科性。我目前在跟一些年轻学者以及医生合作，想弄清小时候在游戏里开箱的行为，是否会导致长大后更容易赌博，是否真的会让人习惯性地追求赌博这样不确定的奖励，以至于成年之后，会真的往赌博里砸太多钱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现在仍不清楚，至少在西方仍无定论，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出色研究。当然，目前已有研究发现，热衷赌博的人更倾向于买战利品箱。这个结论也很合理，一个人如果已经沉迷于某一领域的不确定奖励，再沉迷于其他领域的也很正常，但这只是相关性，我们需要弄清它到底是因果性相关，还是单纯的相关——到底是喜欢开箱导致喜欢赌博，还是喜欢赌博和喜欢开箱是同一诱因导致的两个结果？
我当前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电子游戏成瘾。上面展示的是我发表的一篇文章，与 Chris Ferguson 以及其他荷兰、美国的同事合作完成。我们主张，尽管世卫组织已经开始使用游戏成瘾的说法，尽管游戏成瘾在许多亚洲国家已经被当成一种病症，但目前仍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游戏会导致成瘾（编者注：更接近病理性成瘾的概念）。迄今为止讨论的所谓游戏成瘾，更像是一种应对机制，是人们为了应对其生活境况而做的行为。当然，我们还不知道这种应对方式在多少情况下有利，能真的帮人缓解孤独和焦虑，又在多少情况下有害，会让原有的问题变得更严重，形成恶性循环；我们同样不知道游戏成瘾的症状是否固定，按现有证据来看，游戏成瘾的界定标准非常不严格，而且在临床上带来的功能损害，也远不能和传统成瘾相提并论。我们担心，给电子游戏贴上成瘾标签可能带来负面影响，尤其是会妨害家长与孩子在玩游戏这件事上的沟通——父母把游戏当成电子海洛因，而在孩子眼里，游戏只是一种虚拟娱乐形式或社交手段——对于游戏是什么的认知分歧，会让亲子沟通变得困难，会让家长无法理解孩子为什么会玩游戏。当然，随着玩游戏的人越来越多，许多玩游戏的人自己也成为父母，这一问题应该会有所改观。
我今天发言的最后一部分，想谈谈“游戏成瘾”是怎么来的，又是怎样成为一个研究主题的。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种研究方式，是顺着参考文献做追踪，比方说，我们现在知道有一种病叫“电子游戏成瘾”，然后一路追溯到文献源头。我的这个发现可能会让中国听众觉得很有意思——如今，在美国是不可能得到“游戏成瘾”的医学诊断的，他们并不把这看成一种病症。世卫组织更新第 11 版《国际疾病分类》（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）后，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便将“游戏成瘾”列为一种疾病。据我理解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东方国家，也已经把“游戏成瘾”归类为一种精神疾病，将其视作公共健康的一大风险。可按照美国的精神疾病分类手册，“游戏成瘾”并不在其列，只是在书的靠后部分有一份建议书，讲解了大概要怎么诊断精神疾病，研究者可以藉此对游戏成瘾进行研究。所以，他们是把“游戏成瘾”列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病症，而且提到目前还没有充分依据把游戏成瘾列为精神疾病，这是 2013 年的版本，很期待新版本会作何结论。
而且，想要讨论游戏成瘾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得清楚我们是在讨论什么。现在至少欧洲学者有很多争论，争论电子游戏到底能否致瘾。在我看来，分歧这么大的原因之一，就是我们在讨论游戏成瘾时没怎么做真正的界定。“游戏”这个词，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里都经常用，但两种语境下的“游戏”不见得总能等同。这也是研究者将来要面对的挑战，他们要说清楚，自己讨论的成瘾究竟是什么含义。起码在西方世界，成瘾的定义有很多，在医生、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语境里，成瘾是很负面的，是大脑奖励机制、行为动力和记忆力方面的一种原发性的慢性疾病，表现为大脑内部的功能失调。这意味着成瘾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带来的症状，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；而“慢性”则意味着，一旦染上某种瘾，就永远没法摆脱它了。有酒瘾的人可以有不喝酒的时候，但他依然是个酒瘾患者，有酒瘾但没喝和没有酒瘾是两码事。这种瘾鬼的标签，对标到游戏上会非常难听。
从词源上看，英语的“成瘾”（Addiction）来源于拉丁语，原意是完全交出自己。交出自己可能是灾难，比如欠了别人很多债，就要交出自己的人身，给债主当奴隶，这当然很可怕。但交出自己也可能是世间至幸之事，比如你是个很杰出的政治家，那就可以说你对元老院“成瘾”，意思就是全身心投入到公共事业。显然，“成瘾”的今义和原义有一定冲突，今义完全是贬义，而原义可褒可贬。我们发现，这种分歧甚至在当下的研究里也存在，在西方，一种行为是否具备可成瘾性，仍然备受争议，因为从传统上来说，只有物质才能让人成瘾。所以，虽然“成瘾”在西方也有泛化使用的情况，比如工作成瘾、购物成瘾、网瘾、性瘾，日常语言中经常出现这种行为性的成瘾，但在世卫组织即将发布的新诊断手册里，人只可以对两种行为成瘾——赌博和电子游戏。对于游戏学者来说，这就很有意思，如果美食、工作、学习或其他让人喜欢的东西都谈不上可以成瘾，为什么偏偏游戏就可以？这是我探究这个领域的源动力，可以看看未来事情会如何发展，在我看来，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。要么，赌博、玩游戏跟别的行为一样不具备可成瘾性；要么，成瘾的范围扩大，任何行为都谈得上成瘾。就像我之前听一个篮球运动员说他有收集各种手表的“表瘾”，自然，人也可以对看书之类的事情上瘾。总之，要么一切都可成瘾，要么只接受物质成瘾，或者再单加个赌博，毕竟赌博危害性极大。让我们拭目以待，将来是否一切都可成瘾，还是再也没有成瘾，还是依然只有物质成瘾。
不过，即便目前在西方除了赌博和游戏以外的行为成瘾都未被承认，许多研究者仍一直主张，或许可以区分出积极成瘾、消极成瘾以及中间地带。1976 年，Glasser 给出了他认为的积极成瘾定义；1991 年，Brown 在 Glasser 的基础上，提出“成瘾”应该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，就是说，“成瘾”本身没有好坏可言，可以是好的，可以是坏的，也可以是中性的；他还提出，游戏可能就是一种好坏参半的成瘾，既有好处，也有代价。如果只是理论研究，做这种区分当然没什么问题，只是它无法成为医学上界定“成瘾”的理论基础，因为医学理论中的“成瘾”都是负面的。我书中的那一章简单介绍了这个问题，即早期的研究其实认为成瘾可以积极可以消极，在此基础上，其他研究者后来提出了完全负面意义的“游戏成瘾”概念，进而促成了第 5 版美国《精神疾病分类手册》（DSM-5）最后的建议，认为游戏成瘾这种现象或许的确存在。
我其实很好奇，传统中医和现代中国医学是怎么看待成瘾的。是不是像西方一样，认为成瘾是中性的？在中国，“成瘾”这个用语会让人联想到什么隐义？由于语言以及其他障碍的存在，我不太了解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世界的情况。这里有一个趣事，美国《手册》中关于“网游症”可能确实存在的描述，虽然也基于我前面提到的研究，但最主要的理论基础，其实是来自中国的陶然医生及其同行所做的研究。我找出了这篇论文，发现论文开头引了这么一段话，说“纽约的精神病学专家 Ivan Goldberg 于 1995 年首次提出，网瘾可以看作一种病症”——他说的不是电子游戏，而是更宽泛的上网。然后我进一步追溯，想看看 Ivan Goldberg 到底是谁，他什么时候、因为什么提出这个说法，结果发现这其实是 Goldberg 的冷笑话。结合 Goldberg 别的发言资料可以发现，“网瘾是病症”其实本来是他调侃人们对网络的忧心越来越重，但听者没有听出这是在开玩笑，没有听出这本来是个揶揄性的冷笑话。后来，“网瘾是病症”的说法在精神病学领域流行起来，人们就去问他应不应该设置“戒网瘾”互助会，结果他说“戒网瘾”差不多就跟“戒咳嗽”一样没道理。另一篇论文里，他更是提到，把各种行为都医学化、归进精神病学范畴的做法非常荒唐，如果做事过度一点就要去看大夫，那恐怕看书也能看出瘾了。所以实际上 Goldberg 是想批评《手册》的这种做法，认为这是概念的滥用，把很多本来还算正常的事情都算作精神疾病。一个随口的调侃如其所调侃的一样被拿来诊断疾病，真的很讽刺。差不多同一时期的 Kimberly Young 博士，看到电视节目上在讨论网瘾，于是她就想，如果把赌瘾（病理性赌博）的诊断标准直接搬过来，把名字里的“赌”改成“网”，然后把它发在网络论坛上，是不是就能找到许多符合描述的“网瘾患者”？结果果然如此。
我的研究就此提出的一条批评意见就是，时至今日，关于电子游戏成瘾的研究，依然过分依赖药物滥用或病理性赌博的评判标准，这种依赖一直延续至今。上图是我对这个问题发展脉络的梳理，可以看到，第 5 版《手册》里的“网游症”，实际上是继承自第 4 版，而不是像他们说的来源于中国陶医生的研究，因为陶医生的论文是引用了 Ivan Goldberg 和 Kimberly Young，一些同样受此二人影响的挪威学者，也被陶医生引用。在此基础上，美国版《手册》才提出了“网游症”。另外很有趣的一点是，陶医生团队讨论的“网瘾”非常宽泛，玩游戏、聊天甚至看色情作品都包含其中，但美国人却直接挑了游戏这个最主要的子类，只谈“电子游戏瘾”。也就是说，尽管名叫“网游症”，但离线单机游戏也同样包含在内。这就很有意思，为什么还要留着“网”字，我猜可能是因为大多数相关研究关注的刚好是网络游戏。我在论文里把前面两个图表结合了起来，好向读者清楚展示，关于成瘾积极或消极的讨论的理论、研究以及实证背景，是源于 Ivan Goldberg 的一句玩笑，又被 Kimberley Young 发扬。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再深入，需要更多定性研究、民族志研究等——去实际观察玩电子游戏的人。因为在我看来，前面这些研究都是纸上得来的案头研究，都只是从其它成瘾症那里生搬判断标准，而没有给出好的定义。
总而言之，“游戏成瘾”这个概念从美国出口到中国，然后又转回美国内销，这过程中发生的概念讹变已经很难说清。至少按我个人对陶医生研究的理解，他似乎并不主张游戏成瘾是一种原发性疾病，而是认为它更像孤独寂寞的症状表现，不过他的论文里也没有完全明说这一点。同时，我认为西方把游戏成瘾当成一个疾病概念，当成像可卡因成瘾或尼古丁成瘾一样的原发性疾病，这种看法是很成问题的，我们还不清楚，“游戏成瘾”的概念在出口转内销的一圈里发生了什么讹变。
我和同事也联系了世卫组织的官员，问他们为什么决定把游戏成瘾列入疾病名录，明明许多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都持批评态度。他们回答说，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受到了来自亚洲国家的“巨大压力”，虽然也有来自西方研究者的压力，但主要还是亚洲国家，他们说“成员国要求虑及其精神健康方面影响的意愿非常强烈”。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，不知道所谓的“巨大压力”是什么，是指有了强力的科学证据，还是政治压力？而且，这也反映出，世卫组织一方面按理说代表着最权威的医学专业知识水平，但另一方面它仍是个政治组织，仍要在国际政坛上辗转腾挪。这种情况最近就有一次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让美国退出世卫组织，减少与世卫组织的合作。世卫组织毕竟离不开各个成员国，所以不免要在世界政治图景中求生存。
话说回来，促使我当初走上研究之路的问题是，电子游戏是否真的那么致瘾？是否真的可谓海洛因？到现在，还没有让我信服的答案。也许很快会有新研究冒出来，证明游戏确实非常让人成瘾，但我相信这种情况恐怕不大可能，不过我也不排斥新的证据。我之所以觉得不大可能，一个原因在于，如果我们只关注那些既有很多心理问题，同时又玩电子游戏的人，那么游戏造成的影响似乎是很大。但现实是，西方世界几乎每个人都会玩电子游戏。像在丹麦，因为数字科技已经非常普及，几乎每个人都会在手机上玩点什么，不管是硬核一点的 MMO 或者 MOBA 游戏，还是很简单的答题或填字游戏。
三天前刚发表的一篇论文是第一篇关注“网游症”的系统综述的质量的文章，作者发现，没有任何一篇综述文章真正达到了当前领域一般研究所要求的水平。这意味着，当下许多关于“网游症”的综述所推出的结论，及其推论方式，可能已经污染了游戏成瘾的文献资源，可能对开展后续研究、政策制定以及心理康复产生误导，这是很不好的结果。如果我们放宽视野，不止看游戏，把其它技术应用也纳入进来，看看技术应用整体对我们产生了多大影响，那么我有两位很想推荐的学者，Amy Orben 和 Andrew Przybylski，他们治学严谨，坚持开放科学，之前在《Nature Human Behaviour》发表了上图这篇论文。
他们发现，数字技术应用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之间，有负向的因果关系，也就是说，技术对健康确实存在负面影响。但是，这种影响很微小，青少年身心健康这个因变量的方差，只有 0.4%可以用技术应用来解释。换句话说，拿两个青少年做对比，二人身心健康程度的差异，有 99.6%是由技术应用以外的因素所决定的。他们甚至还发现，只要数据集大到一定规模，就很容易建立起这种相关，比如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基本跟吃土豆一样大，其对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程度甚至还比不上戴眼镜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，就算电子游戏真的是一种毒品，它的毒性和危害也极其温和，只能影响极少一部分人——当然，前提是他们的研究结论没有问题。尽管看上去电子游戏造成了很多问题，技术应用造成了很多问题，但至少根据这项研究，它们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微小的。不过，这毕竟还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，我今天想要传达的主要观点是，目前的研究还很不彻底，我们需要更多证据和研究，相关研究目前的进展根本没有达到我们期待的水准。但反过来说，这实际也要看我们怎么定义成瘾。如果成瘾总是其他更深层问题的表现，那论证人可以对电子游戏成瘾，恐怕也不是太难，并且基于同样的道理，人也可以对园艺成瘾，或者像有些人提到的，对运动、电视、网络等等成瘾。
以上就是我今天报告的全部内容，我很期待大家的提问，也再次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分享观点，介绍我个人在做的研究。如果讲座后大家还有任何问题，欢迎通过邮件联系我进一步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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